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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特征理论作为数字出版基础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历史思维”“创新思维”两个维度的指导下进行提炼,在确立“提炼标准”“认识基础”和“参照对象”的前提下进行展开,在遵循“基础性”“兼容性”“前瞻性”和“务实性”四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结合社会大环境、技术发展和新闻出版业属性等因素,总结出数字出版具有数字化、现代化、开放性和互动性四个显著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在全媒体发展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的时代浪潮中,数字出版作为重要舆论阵地之一,借力这一利好风口蓬勃而起,合理布局发展矩阵,在文化宣传、产业经济等方面发挥关键效用。根据《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2018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8330.78亿元,比上年度增长17.8%。[1]

  然而,在数字出版保持高速度、大规模、优质量发展的同时,对于其基础理论体系的相关研究也应当被提上日程,例如界定概念内涵、明确研究对象、厘清基本特征和梳理学科体系等工作,对于促进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转型升级等体制机制的完善具有深刻意义。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对数字出版特征进行专门研究,以期打通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一环。

  数字出版特征研究的含义与价值

  何谓“特征”?《辞海》对“特征”一词的解释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根据一般认知和理解,特征通常指的是一个客体或一组客体特性的抽象结果。因此,根据该定义,本文所研究的“数字出版特征”指的是数字出版区别于其他出版形态的特有征象,是表征数字出版本质特点的概括性标志。

  在过往的研究当中,对数字出版特征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献较少,多从产业观察视角出发,聚焦数字出版的在线平台、商业模式、发展策略、人才培养等问题。例如,隅人等对数字出版内容组织、内容创作者、内容提供者、内容出版者和内容呈现终端等各环节的特征,[2]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翔实的分析,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熊英等提出,数字出版通过各项多媒体技术,扩展阅读价值链,大范围重构价值链,阐明了数字出版在技术赋能之下,能够实现用户覆盖范围更广、产品体验更为人性化等特征。[3]黄成群等总结出数字出版“信息海量传播、信息开放式传播、信息反馈及时性、受众与媒体交流互动直接性和信息内容个性化”等特点。[4]还有学者另辟蹊径,从普通编辑学视角出发,对于数字出版中的编辑客体进行了专门特征分析,认为在数字出版中“定本不定”,随时可以进行内容更新和修订,并且指出读者在编者的组织下,能够通过网络渠道深切影响作者。[5]邵娟对于数字出版曾作出“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的论断,指出在技术驱动下,数字阅读成为集视频、声音、 虚拟现实(VR)于一体的三维立体空间,丰富用户的各种感官体验,实现了“数字出版的移动化、社交化和融合化”。[6]这些研究均仅从一个或少数几个视角出发,初步归纳出数字出版相对于传统出版的部分鲜明特征。

  也有少数研究成果相对全面、专业和综合,力图从各个方面解释数字出版的本质属性。例如,张祥合等人在论文中指出,数字出版的特征主要在于“出版内容与形式的极大丰富”“对信息能够进行检索、关联、重组和挖掘”以及“打破了按介质形态对出版行业区分的定势”,[7]从内容、形式、技术和介质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在当时具有较高的前瞻参考价值。王莹更为系统地提出了数字出版的五大特征,即“信息技术的有力助推”“碎片化式的客观需求”“出版主体的使命担当”“销售方式的转型升级”和“营销策略的内生驱动”,[8]加深了数字出版从策划、生产到营销全环节的特色认知,尤其是对数字产品营销方式的特征归纳,为此后数字出版领域的研究拟定了基本框架和思路。

  虽然前述文献中也不乏一些相对宏观、前瞻的高质量论断,但是整体而言,对于数字出版特征理论的历史研究成果,价值分析、描述规则和本源挖掘等重点内容的系统梳理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起源和价值所在。

  理论研究通常是指对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研究,与经验研究相辅相成。因此,专注于数字出版特征的理论研究,能够对实际经验的各个方面产生正向价值。

  第一,特征作为数字出版的描述重点和明显标志,其基本理论能够与概念、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等搭建出较为完整的数字出版基础理论体系,填补历史空白,为后来者提供一套统一的话语体系和研究框架,促进出版学科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发展。

  第二,归纳和梳理数字出版的特征体系,有助于发现其区别于传统纸质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等特别显著的标志,有助于明确其在整个出版业态、在新闻出版大行业中的角色定位、价值功能、发展方向和前景。

  第三,人才的建设与培养工作是数字出版产业振兴与壮大的主要抓手,是贯穿数字出版产业链各环节的核心纽带。[9]数字出版特征作为事业/产业发展的鲜明标志,对于包括数字技术人才、数字编辑、产品运营经理、数字营销人员等在内的各类型专业人才需求,通常可以直接反映,为科研院所、职业教育组织等指明人才培养的准确方向,提升人才需求侧和供给侧之间的对标质量。

  第四,厘清数字出版特征对于推动行业高质量、高水平发展也具有关键意义。通过明确数字出版产品/服务的突出标志,拉齐行业内产品开发的水准线,统一相关企业的质量管理标准,逐步完善质量保障制度,规范数字出版市场秩序,加快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

  第五,作为数字浪潮中重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之一,数字出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传播方面,发挥关键效用。通过界定数字出版的鲜明特征,有助于针对性地制定宣传方案,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最新理念、思想和战略“送”到寻常百姓家,筑牢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

  数字出版特征描述原则

  在新时代,我们要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建设工作,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断锻炼和提高历史思维、创新思维等科学思维能力,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创造性。毫无疑问,这种科学思维能力对于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工作也同样适用,归纳和分析数字出版特征应当着重把握历史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一方面,提高历史思维能力,要加强对历史规律、趋势、经验的学习和总结。数字出版脱胎于传统出版业态,因此对数字出版特征的归纳,可以参考传统出版,从载体、复制手段、发行传播方式等角度出发。

  另一方面,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数字出版基本特征已经在传统出版的基础上,从阶段、层次、内涵和外延等多方面得到了极大丰富和发展,在归纳和分析过程中应当对此予以重点关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研究解决当代中国问题,蕴含着分析判断形势、研究谋划发展、有效推进工作的科学方法论。数字出版特征理论的研究和分析工作,也应当遵循科学的工作方法和一系列原则,在描述基本特征的过程中,做到统筹兼顾、求真务实、协作联动和与时俱进,坚持基础性、兼容性、务实性和前瞻性描述,争取在推进理论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驱动实现实践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首先,数字出版特征描述要遵循基础性原则,指的是提取的特征项一定是数字出版发展的必要起点或必要条件,以目前行业普遍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其客观依据,凡普通数字出版产品或服务也能够达到的水准。

  其次,数字出版特征描述要遵循兼容性原则。数字出版产品类型丰富,基本涵括了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音乐、网络动漫、网络游戏、数据库出版物等;[10]产品介质较为多样,更多的是以光、磁、电、网为核心介质;产品技术融合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5G、增强现实(AR)、VR、人工智能、知识服务等相关计算机技术,在数字出版业务中得到了频繁应用。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复合创新驱动,数字出版内部便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复杂属性,因此特征的归纳过程务必要“求同存异”顾及兼容性原则。

  再次,数字出版特征描述要遵循前瞻性原则。数字出版产业近几年仍保持了较高的成长速度,产品、人才、技术、市场和资本的更新维持高活跃度,对此我们应当具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需要带着发展的眼光看待数字出版本身,在描述特征时,也要谨遵一定的前瞻性原则,在目前发展现状、特色和环境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对未来发展趋势作出一定的预判,从而使得提炼出的数字出版特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也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发展状况。

  最后,数字出版特征描述要遵循务实性原则。数字出版产品兼具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因此围绕其展开的任何学术和产业研讨都离不开“两个效益”的根本要求。前文的“前瞻性原则”要求对其特征进行归纳和描述不能过于保守,但是创新要有“度”也要坚持“底线”意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11]数字出版特征的梳理过程也一定要讲求实际,着眼其“宣传思想舆论阵地”的本质功能定位,结合具体工作谈特色,结合实际经验做总结。

  数字出版特征分析

  数字出版特征理论的梳理过程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和系统性要求,需要遵循一定的叙述框架和分析方法。因此,本文在探析数字出版特征这一核心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的基础上,再回归数字出版本身,从学科、业态、产品(链)等方面深入研究,对其明显、独特标志进行较为体系化地归纳,一定程度上能够填补相关理论研究空白,为规范和促进产业发展提供智慧支撑,为政府调控政策和市场调节手段贡献战略溯源。

  数字化

  “数字技术是数字出版的特有属性所在,导致了数字出版区别于其他出版形态;数字出版,是数字技术作用于出版各环节,是用数字技术进行作品的编辑加工、复制和传播。”[12]数字化是数字出版最为本质的特征,数字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思维贯穿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意为“把各种信息用数字统一处理”,[13]从信息科学角度进行解释,便是“把需处理的各类信息转化成计算机可识别的0、1进行处理的过程和技术”,[14]数字化本质来说是信息技术革命的重要特征,在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存在数字化的趋势和需求。数字出版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领域之一,其数字化特征主要表现在数字技术应用于内容编辑加工、产品发行、市场营销等关键环节。

  数字技术深层次融合。数字出版的独特属性之一便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遍融合。数字出版业务基本涵括了信息技术的四大基本技术,如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传感技术和通信技术;具体到生产环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VR、AR、数据库、知识服务等综合性的科学技术也发挥了关键效用。整体而言,数字技术的深层次融合,为提升数字出版产品质量、优化用户使用体验、推动新闻出版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引擎。

  数字化编辑加工。数字出版的编辑加工过程具有明显的数字化特征:首先,技术层面,以计算机为主的各项数字信息技术在实操过程中具有较为深度的应用;其次,素材层面,文字、图像、音频、视频、二维码、链接等多元素材在网络空间进行专业融合,形成系统化、个性化的数字产品;最后,工具层面,目前多数数字出版单位都采用专门的编辑加工系统对数字出版产品生产过程进行全流程管理,为创作、编辑、排版、审核校对、发布等环节提供协同工作环境,并且提供开放接口,便于与编务系统、ERP系统、内容资源管理系统和产品发布系统的集成和衔接。

  数字化复制。数字出版产品的复制是无形的、虚拟的、几乎不占有物理空间,且成本非常低廉,远远小于传统出版产品的复制成本。同时,数字化复制还伴随着可近乎无限次的特点,能够反复加以使用,并不容易因重复使用而导致功能、形态出现破损或瑕疵。数字化复制还具备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满足海量用户的使用需求,且复制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不似传统出版的复制,需要经过规定的程序、时间和耗材使用。

  数字化营销。数字出版在产品营销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数字化特征,充斥着互联网思维。一方面,在营销理念方面,数字出版重视用户口碑,以用户为中心的思维贯穿于生产、运营和营销全过程,洞察用户个性化需求,把握市场发展趋势,开发个性化甚至定制化的数字出版产品或知识服务。另一方面,在营销模式方面,除了在线下布局产品展会、专业阅读空间、垂直业务系统、行业论坛、社会公益活动等推广模式,近些年兴起的网络直播售书也已成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凭借主播(直播间)超高的粉丝量、关注度、号召力和超低的促销价格等优势,为出版行业产品营销提供了全新思路。

  现代性

  数字出版的现代性,是指在理念、制度和实践层面都融合着现代科技水平的色彩,都呈现出创新、探索、现代化的特点,都体现着“持续进步、合目的性、不可逆转的”发展特质。具体而言,体现于理念现代性、制度现代性、实践现代性三个方面。

  理念现代性。理念的现代性表现在数字出版调控、数字出版市场的理念现代化特点:于数字出版调控而言,规划调控由“事先补贴”转为“事后奖励”,财政调控由“项目制”转为“规划制”“绩效制”均属于调控理念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于数字出版市场而言,产品的技术赋能、技术的创新应用、营销的与时俱进、人才培养的复合高端等都是市场理念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理念现代性的突出体现之一是由“读者”向“用户”的转变,确立用户中心主义。传统出版讲“读者”,数字出版讲“用户”。数字出版正在经历由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转变,在这种现代生产理念的驱动下,不仅要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了解用户对于数字出版产品和服务的具体需求,还应当从供给侧进行创新改革,研发多层次、个性化、专业化的产品或知识服务,优化供给方式(智能化推送),丰富使用体验(全场景沉浸式)。

  制度现代性。数字出版制度建构、制度构成、制度运行都具有现代性特征。数字出版制度体系是包含从顶层设计、战略规划等宏观层面,产品研发、技术应用、市场营销等中观层面,电子书格式、审稿流程等微观层面在内的完备而相互联系的制度整体。数字出版制度体系的现代性在于突破了传统出版制度体系的成熟框架,继而以“战略、运营、管理、人才、资本、风控”等创新性逻辑建构起一套自成体系的制度。

  2016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在充分调研、认真论证的基础上,发布了《新闻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制度保障体系建设规范》。调查统计数据显示,90%以上的新闻出版企业都建立、沿用了项目管理制度及配套措施,形成了完善的转型升级战略规划、项目招投标、项目申报、项目实施、项目管理、项目验收、项目审计、项目激励、项目成果转化等共计25大类数百个制度所构成的制度体系(见下表)。[15]

  实践现代性。实践现代性,是指5G、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持久赋能数字出版实践,不断推动着数字出版的良性运转和高质量发展。具体包括:实践主体现代性:数字出版共同体拥有或不断摄入新的知识领域,以创新、开拓的理念和精神推动数字出版工作;实践内容现代性:数字出版活动内容,无论是产品研发、技术应用还是数字营销,都包含着鲜明的数字特征、现代特征;实践客体现代性:数字出版实践客体,即实践所指向的对象——数字出版产品、标准、项目等,大多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生事物。

  开放性

  开放性是系统原理要点之一,[16]对于新闻出版而言,保持其面向外在世界的开放性是激活发展动力、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着力点。在这一点上,数字出版尤为明显,因其蕴含的丰富信息技术要素,以及与生俱来的网络宣传重地属性,数字出版务必要长期保持兼容并包、开放融合的特质。

  开放性揭示了任何一款数字出版产品都将历经动态的发展过程,其是以可能性而非现实性来展示自身多元、无限、创新的发展趋势。在数字出版领域,出版本并非是通常传统图书出版所讲的编“定”本,“定”本不定是其独特标志,具体是指数字产品和服务即便在复制发行传播之后,仍然可以基于用户反馈意见等,随时实现内容调整、功能优化等“编辑”工序,不断保持内容和技术的开放性。

  产品开放性。数字出版产品的开放性,体现于数字出版产品始终处于创新状态,不断吸收最新数字技术成果,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优势,始终以跟进时代最前沿的姿态出现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十二五”之前,以数字图书馆、网络文学、电子书为代表的数字出版产品曾风靡一时;“十二五”期间,专题库、知识库、数字动漫产品、影视IP融合出版物等产品占据了主流;“十三五”期间,新闻出版大数据、知识服务平台、AR出版物、人工智能+出版类智能化产品服务蔚然成风;“十三五”收官之年,出版区块链类的产品、5G数字出版产品又在跃跃欲试,不断刷新人们对于数字出版的新看法、新认知,不断改写数字出版产品发展史,不断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开放姿态进行着自我革命。

  技术开放性。数字出版的开放性另一重要表现是多元信息技术和多重内容素材的陆续融入,在理念、制度和实践中不断融合数字技术要素。数字出版的发展史,是一部数字技术的赋能史,也是一部数字技术的融入史。广义来讲,数字出版自概念诞生以来,先后以“二进制技术”“数字技术”“全媒体技术”而予以指称和定义,其中,“数字技术说”在更大范围内、更大多数群体内得到了认可。狭义来讲,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5G技术、区块链等技术不断被数字出版所吸收;数字出版,无论是政界、业界还是学界,都对数字技术秉持热烈拥抱的态度,分别把前沿数字技术作为应用的对象、研究的对象和调控的要素。

  共同体开放性。数字出版共同体,是指围绕数字出版,由政产学研各界所组成的有机整体。数字出版共同体的共同精神追求在于“如何发展数字出版、怎么发展好数字出版”,开放性特征更加明显。

  互动性

  数字出版的互动性特征也是一大鲜明特征。相对于传统出版来说,出版者与用户之间的交互频率显著增多。如果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数字出版就是一个“数据采集、存储、标引、计算、建模和服务”的体系。[17]数字出版业务涉及的数据类型,主要包括内容数据、用户数据和交互数据。[18]

  从内容数据来看互动性。内容数据一般是指出版机构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经过数字化、碎片化和数据化后所形成的专业知识资源,[19]其形态除了传统的文字、图片、音视频、3D模型等素材数据之外,还包括游戏、动漫、二维码、数据库、VR展馆、AR图书等产品数据。

  相对于传统出版,数字出版的内容数据更重视与用户之间的双向互动性。一方面,内容数据能够基于用户需求不断调整和优化,如面向特殊视障用户群体,连环境音都能“听”到的数字图书产品更有市场;另一方面,用户也能够通过交互数据对内容产生影响,如基于服务平台上用户对海洋百科的产品访问频率和习惯等数据进行分析,结合其类型数据和共性数据,产生用户画像,最终进行产品内容调整和资讯推送,不断实现数字出版产品在内容方面的专业化、精准化和个性化。

  从用户数据来看互动性。对用户数据的获取、分析、研判,是互动性的重要体现。用户数据,是指能够精准描绘出用户特征的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学历、民族、地理区域、阅读习惯和偏好等。从大数据的视角看用户数据,主要包括用户的类型数据、共性数据和个性数据。

  任何一款面向市场的数字出版产品,在正式开发之前都需要进行精确的用户调研。通过收集和分析目标用户的数据信息,厘清某一圈层的特征甚至某一个体的特性,抓住“痛点”,产出个性化甚至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对用户消费需求进行精准响应,往往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反馈。重视用户数据资源库的建立和完善,对用户数据进行市场化调研、精准分析和超前预测,后续能够有针对性地策划数字产品的选题、开发个性化甚至定制化功能以及提供相应营销方案和售后服务等,是数字出版互动性的重要体现。

  从交互数据来看互动性。交互数据是互动性的直接体现,是直接包含“互动”属性的数据类型。数字出版用户与用户之间、用户与产品之间往往会有大量的双向甚至多向的交互式活动,其间产生的交互数据资源,对数字产品或知识服务的策划、生产和迭代优化具有关键的指导和参考意义。相对于传统出版机构面向读者的单向度信息传输模式,在技术驱动创新理念影响下,交互数据使得数字出版的互动性特征更为深化,尤其是在互动营销方面。

  在现阶段,很多数字出版商,尤其是依托于大型移动通讯商和综合型网络服务提供商而进行的数字出版业务,对于数据资源的占有和开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咪咕阅读、微信读书等平台上,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用户点赞、评论、收藏、推荐和类推荐、分享和阅读内容、阅读时间、阅读习惯等交互性数据。通过对这些交互数据进行严格的标引、计算和分析,能够洞察目标用户和潜在用户的消费规律和产品需求,特别是对广告、资讯、产品和知识服务的个性化推送、定制化研发和精准化营销都尤为关键,是出版机构打通内容数据和用户数据的桥梁和纽带。

  结论

  对于数字出版的特征理论,在过往的研究中虽有部分内容提及,但是整体来说,关于价值分析、描述规则和本源挖掘等重点内容的梳理还是有所欠缺,因此进行该理论的专项研究确有必要。具体来说,归纳数字出版特征需要两个思维能力和四个描述原则:首先是历史思维能力,加强对历史规律、趋势和经验的学习和总结;其次是创新思维能力,在把握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重视变革和创新;四个描述原则是指在描述基本特征的过程中要坚持基础性、兼容性、务实性和前瞻性原则。

  依据上述归纳方法和描述原则,我们最终梳理出数字出版具有数字化、现代化、开放性和互动性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厘清和思考数字出版的特征理论,对于较好地研发数字产品、完善产业供给,健全理论体系、丰富学科建设,改进政府调控、优化制度供给,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新时代如何根据数字出版的独有特征,规范和引导产业发展,以高质量的数字出版产品和服务,推动新闻出版业的转型升级,是接下来应当关注和解答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课题组,张立,王飚,李广宇.迈向纵深融合发展的中国数字出版——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摘要)[J].出版发行研究,2019(8)

  [2]隅人,保华.数字出版的使命与特征[J].现代出版,2011(4)

  [3]熊英,熊玉涛.数字出版的产业特征与商业模式[J].中国出版,2010(16)

  [4]黄成群,余艳平.基于数字出版特征的现代出版人才技能探究[J].出版参考,2017(8)

  [5]沙沙.普通编辑学视角下数字出版中编辑客体特征的研究[J].传播与版权,2016(11)

  [6]邵娟.竖屏视域下的数字出版模式管窥[J].科技与出版,2020(6)

  [7]张祥合,王丹.数字出版的概念、特征及相关技术分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9)

  [8]王莹.数字出版的时代特征与发展态势[N].新华书目报,2016-04-11

  [9]张新新.“十三五”的数字出版人才政策与实践研究——以政产学研一体化为视角[J].出版广角,2016(19)

  [10]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专业资格考试办公室.数字出版基础(2015年版)[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

  [11]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EB/OL].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8400179

  [12]张新新.数字出版概念述评与新解——数字出版概念20年综述与思考[J].科技与出版,2020(7)

  [13]参考自《辞海·语词卷》“S→shù→数”

  [14]房国志.数字电子技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1-2

  [15]关于印发《新闻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制度保障体系建设规范》的通知[EB/OL].http://www.cadpa.org.cn/news/view?id=288

  [16]参考自《辞海·管理学卷》“总类→管理系统”

  [17]张新新.新闻出版业大数据应用的思索与展望[J].科技与出版,2016(1)

  [18]大数据相关技术在新闻出版领域应用预研究报告[M]//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新闻出版业科技“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预研究成果汇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103-104

  [19]张新新.吉光片羽: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版转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84

  作者简介

  张新新,数字编辑高级编辑,中国大地出版社执行总经理,数字出版从业逾十年。任南京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北京印刷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出版传媒研究院特聘教授,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主持国家标准2项、行业标准4项,主持部级社科研究课题多项,在《中国出版》《科技与出版》等核刊发表文章、论文60多篇;著有《变革时代的数字出版》《吉光片羽:人工智能时代的出版转型》《当代中国数字出版概论》等专著7种。

  陈奎莲,地质出版社有限公司大地传媒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参与申报并实施多项省部级课题,发表数字出版领域专业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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